王樽:我的文章大多都是借助电影谈自己的生活感受。就是说,借电影的酒杯,浇自己的块垒。我早期的随笔集《与电影一起私奔》,多少还有些接近影评的东西,里面有些对电影的直接感受,也偶有对影片文本的评价。随着写的越来越多,自己越来越不想靠电影太近,它不符合我的为文目标。需要超越电影的局限,我愿意做写作者,而不是做评论者。归根结底,写作应该是人生的一种表达,如果不能说出自己特有的感受,这样的写作对我就没有吸引力。
晶报:一部电影,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评价与感受,怎么才能把电影文章写得跟别人不一样?
王樽:除了写作技巧,我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看你有没有他人所没有的独特体验。每个人都可以从电影中获得共鸣,但每个人的共鸣又有自己的特质。不论看电影还是写作,我更喜欢从一些比较细微的地方入手,避开大家都感受到的大路货,尽量从一些不太被多数人注意,或者说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深入,有特别的角度,就能看到些更意味深长的东西。在具体写作时,我的很多文章都不是一次写好,而是几经修改,写作本身也是思考的过程,不同的时间你会补进新的感受,文章结构也常有变化,写作和拍电影本质是相通的,某些内容放在不同地方,效果和感受也不同,特别像电影里的剪辑。是蒙太奇的组合,反复实验,找到合适的位置。
晶报:我对你那篇用麻将写到《色戒》的文章记忆特别深刻。
王樽:在电影《色戒》里,打麻将不只是过场戏,李安把它拍得特别有韵味。麻将是中国的国粹,不管喜不喜欢打会不会打,很多中国人可能都跟麻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我之所以想从麻将切入,是源自我的一段亲身经历——1990年前后,我被派到某山区参加整党工作,夜里大家就是靠打麻将消遣。我虽然不喜欢打,但也成了替补,当时就发现,在这个时候,在这个地方,麻将已经不是简单的麻将本身,它变成了逃避当时客观环境的一种方式。由麻将的认识,写出大时代年轻人的心境。
我的写作野心是离电影越来越远
晶报:在你的新书《人间烟火》封底,有莫言写的推荐语“这些电影随笔文字背后潜藏着作者的野心”,我想知道你的野心是什么?
王樽:就是不想被电影框限太多,寻求一种超越,更广阔的表达。这种写作也是有风险的,读者会喜欢他们习惯的东西,比如2006年我的《带电的肉体》出版,外界反弹比较大,有不少读者觉得“离电影越来越远”,想看影评的人会有些失望。其实,我就是想通过电影里对身体不同部位的表现,解析或表达对肉体的认识。
晶报:既然写文章是先定下一个主题,然后再写,如何避免写作上的刻意与重复?
王樽:每个写作者都会面对这个问题。记得小时候我喜欢读郭小川的诗歌,在当时极有限的条件下,到处找他的诗歌看,他的《祝酒歌》、《秋日谈心》、《团泊洼的秋天》等都很喜欢,很多篇章都能背诵。当我读完他的全部作品,发现很多东西都有重复,不止是一些情绪,常常是一些词语也会反复使用,这使我想到人的局限性。每个人都有,诗人、作家、学者、评论家都会重复自己。作为一个写作者,可能需要一生去努力,尽力避免重复自己。具体到个人的写作,我常常告诫自己,宁可少些也不要重复。首先要有真情实感,不是硬写,硬写就容易重复;第二还是要自然。人在年轻时会喜欢雕琢或华美的东西,看的越多写的越多,就越喜欢朴素。我喜欢典雅不喜欢雕琢,喜欢飞扬的情绪不喜欢华丽的辞藻。所谓大巧若拙,最高级的表达都是很自然质朴的。
晶报:我们知道电影虽然是一门视觉艺术,但不可否认电影中有极强的文学性。
王樽:文学是电影的基础之一。文学素养是否深厚,甚至决定着一个导演能在艺术上可以走多远。很多优秀的导演具有作家素质,比如伯格曼、布努埃尔、安东尼奥尼、基耶斯洛夫斯基等,都有极高的文学素养,甚至本身就是作家,安东尼奥尼晚期的电影《云上的日子》就是根据他自己的小说《泰伯河上的保龄球道》改编的。我曾读过伯格曼的剧本《芬妮与亚历山大》,有十几万字,人物众多,命运跌宕,就如一部深入家庭的长篇小说。至于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经典电影,举不胜举。
说到电影中的文学性,也可以反过来说,就是文学里的电影性。读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门罗的小说,会发现非常适宜改编电影,她的很多小说都是现实与回忆或与梦幻等非现实的交叉,类似于电影中的闪回。她的小说多是片断化叙述,就像电影剧本,我甚至觉得她是借鉴了电影剧本的结构。奇怪的是,很少有导演发现,根据她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好像只有《柳暗花明》,改编自她的《熊从山那边来》。不过,随着她获了诺贝尔文学奖,相信会有更多的电影人关注她的作品。
人们对电影有一种崇拜心理
晶报:一部电影,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评价与感受,怎么才能把电影文章写得跟别人不一样?
王樽:除了写作技巧,我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看你有没有他人所没有的独特体验。每个人都可以从电影中获得共鸣,但每个人的共鸣又有自己的特质。不论看电影还是写作,我更喜欢从一些比较细微的地方入手,避开大家都感受到的大路货,尽量从一些不太被多数人注意,或者说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深入,有特别的角度,就能看到些更意味深长的东西。在具体写作时,我的很多文章都不是一次写好,而是几经修改,写作本身也是思考的过程,不同的时间你会补进新的感受,文章结构也常有变化,写作和拍电影本质是相通的,某些内容放在不同地方,效果和感受也不同,特别像电影里的剪辑。是蒙太奇的组合,反复实验,找到合适的位置。
晶报:我对你那篇用麻将写到《色戒》的文章记忆特别深刻。
王樽:在电影《色戒》里,打麻将不只是过场戏,李安把它拍得特别有韵味。麻将是中国的国粹,不管喜不喜欢打会不会打,很多中国人可能都跟麻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我之所以想从麻将切入,是源自我的一段亲身经历——1990年前后,我被派到某山区参加整党工作,夜里大家就是靠打麻将消遣。我虽然不喜欢打,但也成了替补,当时就发现,在这个时候,在这个地方,麻将已经不是简单的麻将本身,它变成了逃避当时客观环境的一种方式。由麻将的认识,写出大时代年轻人的心境。
我的写作野心是离电影越来越远
晶报:在你的新书《人间烟火》封底,有莫言写的推荐语“这些电影随笔文字背后潜藏着作者的野心”,我想知道你的野心是什么?
王樽:就是不想被电影框限太多,寻求一种超越,更广阔的表达。这种写作也是有风险的,读者会喜欢他们习惯的东西,比如2006年我的《带电的肉体》出版,外界反弹比较大,有不少读者觉得“离电影越来越远”,想看影评的人会有些失望。其实,我就是想通过电影里对身体不同部位的表现,解析或表达对肉体的认识。
晶报:既然写文章是先定下一个主题,然后再写,如何避免写作上的刻意与重复?
王樽:每个写作者都会面对这个问题。记得小时候我喜欢读郭小川的诗歌,在当时极有限的条件下,到处找他的诗歌看,他的《祝酒歌》、《秋日谈心》、《团泊洼的秋天》等都很喜欢,很多篇章都能背诵。当我读完他的全部作品,发现很多东西都有重复,不止是一些情绪,常常是一些词语也会反复使用,这使我想到人的局限性。每个人都有,诗人、作家、学者、评论家都会重复自己。作为一个写作者,可能需要一生去努力,尽力避免重复自己。具体到个人的写作,我常常告诫自己,宁可少些也不要重复。首先要有真情实感,不是硬写,硬写就容易重复;第二还是要自然。人在年轻时会喜欢雕琢或华美的东西,看的越多写的越多,就越喜欢朴素。我喜欢典雅不喜欢雕琢,喜欢飞扬的情绪不喜欢华丽的辞藻。所谓大巧若拙,最高级的表达都是很自然质朴的。
晶报:我们知道电影虽然是一门视觉艺术,但不可否认电影中有极强的文学性。
王樽:文学是电影的基础之一。文学素养是否深厚,甚至决定着一个导演能在艺术上可以走多远。很多优秀的导演具有作家素质,比如伯格曼、布努埃尔、安东尼奥尼、基耶斯洛夫斯基等,都有极高的文学素养,甚至本身就是作家,安东尼奥尼晚期的电影《云上的日子》就是根据他自己的小说《泰伯河上的保龄球道》改编的。我曾读过伯格曼的剧本《芬妮与亚历山大》,有十几万字,人物众多,命运跌宕,就如一部深入家庭的长篇小说。至于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经典电影,举不胜举。
说到电影中的文学性,也可以反过来说,就是文学里的电影性。读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门罗的小说,会发现非常适宜改编电影,她的很多小说都是现实与回忆或与梦幻等非现实的交叉,类似于电影中的闪回。她的小说多是片断化叙述,就像电影剧本,我甚至觉得她是借鉴了电影剧本的结构。奇怪的是,很少有导演发现,根据她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好像只有《柳暗花明》,改编自她的《熊从山那边来》。不过,随着她获了诺贝尔文学奖,相信会有更多的电影人关注她的作品。
人们对电影有一种崇拜心理